政治自由的毁灭，击碎旧制度
小炒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WG悲剧可能会重演。——温家宝
这是法国大革命的第3篇。
前两篇我们论述了两个观点：1、法国的贵族堕落得很彻底，与平民完全隔离；2、法国的经济处于最繁荣的阶段，财政也在改善，大革命不适合从经济角度解释。本篇我们讲述大革命的核心因素：政治自由。
法国大革命以激进和彻底著称。王岐山在2012年反腐时说“我们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不大搞动静”、“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说，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一直为政治家所警惕。
为何如此激烈？直接上结论，法国大革命，不是经济问题，它是社会矛盾和政治压抑积重难返的火山爆发；不是通俗意义上的造反，而是要推倒重来。
经济越发展，政府越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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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的专制体制从15世纪中期开始，法国就走向了专制之路，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在路易十四手上臻于完善，到路易十六时期已达巅峰。在《英法两国的分道扬镳，专制与宪政的财政解读》系列4篇已详细讲述了法国的专制发展过程，不再赘述。为便于读者理解，我用明朝的体制来类比波旁王朝。
等级制的社会结构。法国的封建贵族相当于朱元璋的皇子皇孙，占用大量田地，狂吃国家财政，游手好闲，啥也不用干，醉生梦死般的生活。法国的商业贵族相当于明朝通过考试的官僚，卖官鬻爵就是科举制，平民通过这个渠道进入统治阶级。平民自然成为压榨对象，国家税赋全落到他们身上。专制王权的政治体制。从地方和中央两个方面来谈。
法国把全国划分成30个财政区，相当于明朝的13省，其唯一政府代理人是总督，相当于明朝的巡抚，财政区下面是700个县，由总督任命的总督代理来管理。总督和总督代理的职位绝不买卖，只能由中央政府任命。总督通常是从商业贵族中挑选，总督代理一直是平民，随时都可撤换。
由此，国王在封建贵族之外建立了一套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御前会议-总督-总督代理”官僚体制，彻底瓦解了封建领主的统治。路易十六的御前会议将所有的日常国家事务和整个法国的公共管理，全部纳入自己管辖范围。总督和总督代理也行使指派给他的区域的所有权力。
曾担任总监的苏格兰金融学家约翰·劳说道：“你要知道法兰西王国竟是由30个总督统治的，没有最高法院，没有等级会议，没有省长，各省的祸福贫富，全系于这30位总督身上。”有一点要提一下，封建贵族虽然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但是他们自恃高贵的出身，瞧不上总督，也不屑于出任总督，这跟好吃懒做的朱元璋后代们瞧不起巡抚和县令是一样的。这套体制之下，法国在经济领域也是奉行完全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政策。由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控制所有经济资源。波旁王朝的名臣，像苏利公爵、黎塞留、科尔伯特，都是国有经济大师，直到现在也得到法国人的尊敬，经常以他们的名字给军舰命名。但与明朝不同的是，法国实行重商主义，这既与欧洲的农业条件普遍不如亚洲有关，也与欧洲分裂导致的复杂国际形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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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孔不入的王权，从统治者变为监护人到路易十六时期，由于殖民拓展和西欧的日新月异，法国社会飞速发展，每时每刻都产生新的需求和新的市场，每一种新的需求，对于政府而言都是一种新的权力源泉，因为只有政府才能满足这些需求，而且政府本能地想把它控制起来，这样才能避免社会失控。这就导致，政府的行动范围不断扩大。“1780年的总督与1740年的总督完全不同，政府已被改造。政府变得更加包罗万象，更加扩大，它占领了所有领域。”——托克维尔
政府控制着城市和农村的一切事物，事无巨细。18世纪中期总监致各省总督的通告里，会这样说：“你们必须格外注意城市会议中发生的一切，你们必须提交最精确的报告，汇报会议的各项决定。”到18世纪末，在任何边远省份建立一个慈善工场，都要由总监和御前会议亲自监督。创办乞丐收容所也要告知总监所有的乞丐姓名。
地方所有事务都要整征询总督的意见，连节日庆祝也要总督主持，由他下令点燃灯火，为房屋张灯结彩。工程招标是在总督或总督代理面前进行，通常由国家工程师主持工程。政府成为商品的最大消费者，成为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者，成为最大的地主和最后的兜底人。政府的无所不包把人民福利和城市自由一起牺牲掉了，政府摧毁了所有自治机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的唯一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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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越来越大，却越来越谨慎当时的法国，中央政府取代了所有地方政府，但政府所享有的权力并不受法律的明确保护，政府自身也不清楚其权力的真正边界。政府的行动领域很大，但是行使权力的过程却相当谨慎。导致出现一个怪现象：国民如此顺从，国家如此平静，政府如此有控制力，至少看起来如此，但一遇到微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政府的这种精神分裂，托克维尔如此评论：“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他惶恐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这就使得政府不知不觉变得极为敏感。任何自行成立的独立团体也使它畏惧，最小的自由结社，无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感到不快。它只允许那些有它一手批准并由它控制的社团存在。政府控制了一切，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依靠政府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若政府不介入，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反过来，若事情搞不好，主要归咎于政府。而在执行层面，政府更多的依靠本能和惯例，而不是行之有效的制度，又很容易出漏子。18世纪屡屡爆发饥荒，居民全都求助于总督，只有从他那里才能得到粮食。总督也竭尽全力地去救灾，但每个人都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这就使得政府不知不觉变得极为多变。新规则一个接一个地更替着，官员们摸不清该怎么做才能令上级满意，即使法律没变，执行方法每天都在变动，因为每天都有特殊情况，为了方便起见，就悄悄改变执法过程。法规强硬严峻，执行起来就漏洞百出。强大带来无所适从，就像是一个人走在黑暗而陌生的国度，步履蹒跚。这种心虚又导致它极度敏感，控制欲越来越强，从而陷入近乎无解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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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与低效为了领导一切，洞悉一切，让人民信服，必须采用成千上万种治理手段，导致政府事务十分庞大，行政程序慢得惊人。1773年御前会议的一份文件中写道：“行政手续无限期拖延误事，只能不断激起最正当的怨言，然而手续又是绝对必需的。”托克维尔写道：“我从未发现一个教区重建钟楼的要求能在少于一年内获得批准。。”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和组织只要有需要，自然要诉求政府。政府则总是以公共利益为名，牵涉个人的琐碎私利。富人要求帮助他们开发土地，工业家恳求总督给予特许权，制造商向政府申请救助或贷款。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获得政府青睐，这样才能避免于己不利的竞争，这就只有一个最有效的办法：想方设法接近总监或总督，闻所未闻的讨好方法层出不穷，令人惊叹。1764年，一位总督致信总监：“这笔财政用于有益的事业本该为城市谋利，然而结果相反，城市只能感受到政府的压迫和这些官职带来的种种特权。”针对司法判决，托克维尔写道：”只要与政府一丝一缕的关系，便可以除政府外天不怕地不怕。“5
选举假象法国并没有专制的传统。法国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那时实行封建制度，王权虚弱，地方自治很普遍。直到17世纪末仍能遇到一些自治城市和活跃的公共生活。到18世纪后期，为了安抚民众，慰藉他们所受的奴役，法国政府实行了一种表面上的选举。选举场所在城市叫全民大会，在农村叫教区会议。在选举时，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还特地请来一位公证人记录会议纪要，但通常是总督或总督代理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指定候选人，而这位候选人总是能够当选，他们还能撤销和中止选举结果。这样选出来的代表，还是国家的工具，而不是居民的代表，他在政府的指导下处理公共事务，无权按照自己和居民的意志行事。民众的确表达了意见，然并卵。以至于有些地方，若是让人们去投票，他们就坚持弃权。既然说了没用，那我就不闻不问了。
“如果将这些空洞的自由外表与真正自由的匮乏加以对比，我们就能看到，最专制的政府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乃至压迫人还要摆出若无其事的可笑样子。”——托克维尔
历史上这样的可笑事情并不新鲜，屋大维就是这样的。几乎所有摧毁自由的专制君主都想保持形式上的自由，他们自认为这样便可以将专制力量带来的种种便利与人们认可的道德力量结合起来，从而掩盖自己的心虚。这样的尝试几乎全告失败。二
经济改革与政治诉求的南辕北辙
托克维尔对大革命有一段经典的总结：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你的处境越来越坏，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痛苦已然减轻，但感觉更加敏锐；政府的专横减少了，却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但他没有解释这种“反常”的原因。实际上，我们敬爱的温爷爷已经隔空回答了这个问题。核心提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WG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路易十六总共18年的统治生涯，都是在改革中度过的。但他所有的改革，都集中在经济和财政领域，政治方面没有丝毫松动，反而越来越压抑。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虽然所有这些经济问题都在以往出现过，但现在是商业社会的新时代，波旁王朝面临的已经不是单纯经济领域的问题了。或者说他有所察觉，但无从下手或视而不见。
三
政府被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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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贵族走向对立制度的崩溃，往往从内部开始，因为外部势力无力与之对抗。这套专制制度，首先遇到了封建贵族的反噬。封建贵族自视清高，不愿从事工商业，在18世纪随着殖民拓展带来工商业的飞速发展，封建贵族的财富整体下滑。
在这个下滑的过程中，贵族内部出现了分化：宫廷贵族和乡村贵族。宫廷贵族住在巴黎的凡尔赛宫，依靠国家财政的供养，维持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乡村贵族逐渐贫困化。路易十六一上台，便开始向他们开刀，打算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缩减他们的开销，一劳永逸地解决财政赤字。
路易十六最终让步了，但贵族们的特权也减少了。他们意识到，恢复以前的政治权力十分必要，走向了王权的对立面。一部分贵族因此变得开明起来，其中就有孟德斯鸠，他们还与伏尔泰和卢梭这样的文人墨客广泛接触，逐渐接受启蒙思想。1789年重启三级会议时，封建贵族就在请愿书里抨击君主的武断和独裁，呼吁”粉碎国家官僚体系“，他们推翻王权的态度比第三等级的平民还要激烈，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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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贵族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悬殊购买官职的商业贵族主要担任各级法院的法官。法院有两个用处：1、商业贵族掌管诉讼，可以趁机聚敛财富；2、国王的政策规章需要最高法院的批准，尽管有时这只是一种形式，但这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民众就有了抗议不服从的理由。但是到了路易十六时期，御前会议通过调案不断干预，从法院手中夺走了所有涉及政府的案件，法院只能审判私人案件，权力范围被大大缩减。1788年5月，国王宣布剥夺法院登记法律的权力，将其赋予御前会议控制的国王法院。托克维尔还专门引用了当时一位官员的话：“普通法官必须服从既定法规，必须镇压违法行为，但是御前会议永远可以处于实用目的违反法规。”
政府和社会对一个群体的打压和歧视，只会产生两个效果：革命性和奴性。商业贵族是国内最富裕的群体，并且越来越富裕，他们还认为自己以其创意的投资发展了法国经济、并以他们的积蓄支持国库，是法国的大功臣。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悬殊越来越大。商业贵族的革命性则越来越强。
封建贵族和商业贵族组成的贵族阶级，虽然都反对王权专制，但他们并不关心民众的普遍自由，只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对政府加强控制民众感到心安理得，但无法容忍政府的控制落在他们自己头上，为了达到自身的这个目的，他们甘愿冒险。
贵族的反叛，使得王权的统治力量锐减，平民的革命才能形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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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阻碍平民致富在这行将破灭的不幸王朝，法国城镇却因工商业的繁荣而富裕。固然法国城市劳工比较贫穷，但并不是法国当时的特有现象。他们比过去享受着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见到了更多的新奇事物，同时期的英国劳工比法国不见得要好，欧陆其他地区必然是不如法国的。法国劳工最愤恨的，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项制度——行业公会。
在中世纪，西欧商人以团体名义向国王请求给予垄断贸易的特权，使成员不受竞争影响，其他人不加入行会就不得在本城经商，行会向国王缴纳税收。它实际上是为保障本行业的利益而建立的封建性垄断团体，主导着城市发展。
英国早在16世纪就基本消灭了行会制度，但法国所有的商业和制造业依然受这些公会的管制。一旦发现有人越界，政府机构就会介入，实行惩罚措施。为获取许可证，劳工要给警察缴纳费用，行会还要收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他们还不能随便跳槽换行，本行会不愿意放，其他行会不一定敢收，行会内部的管理还十分严格，劳工也不能轻易换工作。劳工的职业发展和人身自由受到极大的束缚，苦不堪言。
随着法国工商业的繁荣发展，他们开始痛恨这种制度阻碍了自己的发财梦，于是建立起自己的秘密团体，类似于现在的工会，与行会进行斗争。但路易十六很反动地实行恢复和加强行会的制度，只是象征性地废除了一些行会管事职位。1789年8月的制宪会议，第一时间就取消了行会制度。
农民获得了土地和人身自由，但那些封建特权依然无所不在；收入也有所提高，但生存更加艰难了，因为缺乏政治保障的农民，依然是压榨对象，他的收获的绝大部分还是被夺走了。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会遇到封建特权的阻碍。
好不容易买了块地，但每20年就要缴纳一次封地获取税，税额相当于一整年的收入，子子孙孙都要缴纳。种上了种子，但无力阻止贵族猎物额糟蹋。出远门，要勒索通行税。卖粮食也要交钱。回到家磨面，只能到贵族的磨坊忍受高价盘剥。
毫无疑问，已经废除农奴制的法国农民，其生存状况比过去好了很多，但这些旧制度残留，强力阻止着他们奔向更好的生活，他们根本无力挣脱。当日子长期没有改观时，农民心中的不满就会激发出革命性。这就是托克维尔说到的“特权范围缩小了，但激起的仇恨更大了。”
大革命爆发时，农民冲进地主的庄园，但是他们一不抢粮，二不杀人，而是烧毁地契、债务等文件。他们最在乎的是拒绝承认地主们强加的所有义务。1789年颁布的《八月法令》，第一条就是“封建义务全部废除”。
小结
这就使得，极度分化对的法国人突然有了一个共同目标：反对王权专制，这也是他们唯一的共识。—END—版权所有，转载请后台联系
即将发生的这场大革命，不是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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